落地生根與承繼傳統─華文作家的抉擇與實踐(二)

續自上期

選擇了質疑上帝的立場，就像這一首詩：「上帝真是一位嫉妒心重的上帝/ 他受不到、見不得 / 我們不願意跟他玩 / 但是卻跟彼此玩耍」「God is indeed a jealous God/ He cannot bear to see / That we had rather not with him / But with each other play」 (1719首，698頁)。香港是個多元文化輻軸之地，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都蓬勃茂盛。在香港的作家作品在文化面上，就呈現各種多采多姿的面貌。詩人、小說家也是有些作品中呈現西方都市文明的思維與面貌。西西的小說《哨鹿》在技巧上，用了西方各種結構和敘述聲音模式，但內容上卻呈現了中國的歷史、人物、文物和民族精神，可以說是中西合璧之作。所以如果一位作家是生長在一個非華人、非華文的環境之中，其實他的素材可以非常豐富，因為有其他族裔文化的衝擊和對比。作家對文化傳統要多元地吸收，尤其是對當地其他族裔的文化，以作並列及綜合。而且每一部作品可以呈現其獨特的文化整合，因為作家不是重思想體系的哲學家，他們沒有必要用一系列作品表現一個完整的體系。像是他這篇小說可以寫華人社會中的母子關係，他下一部小說可以寫華人與非裔的愛情故事。

你也許會問，中華文化傳統那麼豐富，如何作取捨選擇呢？我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曹雪芹及高鶚的《紅樓夢》。《紅樓夢》的結局顯示了作者試圖把中華文化的三大源流，儒家、道家、佛家作了一個整合。《紅樓夢》接近尾聲時，賈寶玉已經與薛寶釵成婚，然後中了舉人、之後才出家。這象徵他身體力行、實踐了一個儒家信奉者必需履行之責任，即傳宗接代、光耀門楣。當時其父賈政在南方安排賈母歸葬事宜，有一天船泊岸邊，下著雪，賈政正在船上寫家書，寫到寶玉，「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蓬，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來？』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著，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急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哪裡趕得上？」(1314-1315)這一段象徵儒釋道三個文化傳統的融合。賈寶玉雪中拜父，是盡儒家的孝道。寶玉飄然而去，一僧一道夾住他，消失在白茫茫一片大雪之中，象徵賈寶玉最後的歸依是佛家與道家的境界，回歸空無的境界。所以《紅樓夢》的文化視野極廣。當然我們不能凡寫一部作品就要著意以集大成的方式來呈現文化傳統，因為《紅樓夢》是大部頭的鉅作。寫作範疇比較小的作品只要思考到多元文化整合這個問題、加以表現，就可以說是不負作家的使命。尤其是身為他國國籍公民的華文作家，其文化傳承有其獨特性，因為當地的其他族裔傳統會令華人社會產生變化，因此可以在作品中呈現獨一無二的組合。以小說家李永平的重要作品《吉陵春秋》為例，這部小說1985年由洪範出版，吉陵是一個地名，這小說描寫的城鎮。這本小說不像一般小說的寫法，不以情節及人物塑造為主，而是創造一種詭異、緊張、而豐富的氣氛。從這城鎮的背景描述來看，裡面提到民國初年的軍閥（頁4），故事地點好像是在大陸，但其中一些地理環境的特色，如山坳種的紅椒，又會令人考據不出是在何處。有些批評家認為，這個城根本無法在中國地理上、中國歷史上定位。朱炎認為吉陵鎮是華南、台灣、南洋三地的綜合；余光中認為「書中從來不見馬來西亞人和椰樹，而人物的對話也和台灣無關，所以從虛構的立場說來，這本小說只宜發生在中國大陸。」（〈十二瓣的觀音蓮：我讀《吉陵春秋》〉，《吉陵春秋二》）但《吉陵春秋》是一部內容奇特、風格獨特、蠱人魅人的小說。其中一蠱人之處就在其地理上之撲塑迷離。這種撲塑迷離的謎底就是因為李永平是馬來西亞人，二十歲以前都住在東馬來亞的古晉城。他的吉陵城就是以古晉城的華人社會為其草圖，在創作上揉合了現實中的古晉城與他想像中的文化中國。由於注入了馬來西亞的地理環境與華人社會在地的變化，其結果是《吉陵春秋》的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最後，要探討的是追尋認同的過程本身在寫作上有何意義？身份認同(self identity)問題往往不一定有最終答案，但追尋的過程往往是寫作的最佳素材。以一種小說體為例：即「成長小說」。小說中的主角本是少不更事，但經歷過人生的磨練、挫折，而由中學習、領悟，到小說結尾時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人，對自我有更多的瞭解。而這種小說往往是自傳性的，也就是小說家自己探求自我，有所領悟，把這種過程用小說的情節加以重新架構。所以說追求自我認同的過程往往是絕佳的創作素材。詹姆斯•喬依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中的小說〈死者〉(The Dead)與約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費爺》(Lord Jim)都屬這種小說。《紅樓夢》中的寶玉也經歷成長的過程。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的小說《靈山》也是寫尋求自己的過程。馬森就說這《靈山》「體現一個向靈山朝聖的心路歷程」，也是「可以稱作是『尋根』的巨大架構」（〈藝術的退位與復位-序高行健的《靈山》〉，《靈山》序11頁）。最後，可資借鏡的是華美文學中各作家在國族認同上所做的努力。湯婷婷、趙建秀、譚恩美，都是祖上在美國生活了幾代的華裔。他們都是用英文寫，但寫作的內容則是描繪美國華人處境。我相信他們在寫作之前，必先體會美國華人在華人社會中，由於受到白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影響，產生的家族內代溝問題，或在與白種人、黑人、墨西哥裔溝通時的各種困境，他必先瞭解華人社會的傳統習俗對他們自己造成的影響，必先問自己我們是怎麼樣的美國人？我到底是怎麼樣的華人？接受了什麼文化傳統？白人文化對我有什麼影響？華人在白人社會中有無受到歧視的現象？兩種文化在我心中有什麼衝突？我所作所為是受了多少多元文化的影響？我做為華人社會的一份子，有什麼代表性？只有問這些問題？面對自己，挖掘自己，作品才會有層次和深度。所以落地生根，與承繼多元文化是每一個作家必須面對的抉擇，必須要在作品中實踐的思考。

參考資料
余光中：《夢與地理》 台北市/洪範/1990
余光中：《紫荊賦》/臺北市/洪範/1987
李永平：《吉陵春秋》 臺北市/洪範/1986
高行健：《靈山》　臺北市/聯經/1990
曹雪芹：《紅樓夢》　香港/友聯出版社/1960
鍾玲：〈群山呼喚我：記訪美國青年偶像詩人史耐德〉/《愛玉的人》。台北/聯經/1991/94-114
Dickinson：Emily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Thomas H. Johnson, E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0
Snyder：Gary　Practice of the Wild: Essays.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