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與承繼傳統─華文作家的抉擇與實踐

每一位認真的文藝工作者，必然會思索一些切身的基本問題，就是認同問題。尤其是有些華人並非出生在中國人主政的地方，或成長在非以華文為主要語言的社會之中，必然會問自己有關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族裔認同(ethnic identity)、及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我到底認同什麼國家？這個問題比較易答，如果你國籍在非洲某一國，又在非洲長大長住，當然認同位處非洲的國家。一位作家認同什麼文化傳統呢？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傳統？還是當地主要族裔的、或各族裔的多元文化傳統？寫作是要描寫華人社會？還是描寫華人與當地各族裔的交流與相互關係呢？我到底是誰？我是以認同我的國家為主，還是以認同華人社會為主？其實每一個作家不論他處於何種族群組成的社會，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每一個作家都有他自己的認同問題，並非是只有一個國家中的少數族裔才有這些問題。例如，台灣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說閩南語的人，這些作家也會問自己，我到底是認同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傳統？還是認同台灣這個島的歷史與傳統？在政權交替的時候，這些問題就更形迫切。

所以說認同問題是人人都要面對的，本文試由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作品內容豐富而厚實的作家是如何面對解決這些認同問題的呢？他們如何實踐他們的解決之策呢？第一、就是一個好作家必然對一片土地有深厚的歸屬感，而這片土地在他的作品中必然會具體地呈現出來。第二、一個好的作家作品中必然顯現豐富的文化傳統，而且常常是多方面吸收多元的傳統。第三，身份認同問題往往沒有最終答案，但是尋求解答過程本身就具有深刻意義，這個過程往往就是寫作的最佳素材。

為什麼一個好的作家對一片土地必然有深厚的歸屬感呢？人與土地的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重要。沒有我們長於其上的土地，一切都不存在；沒有土地，我們的食物、衣服、屋子、我們的家人朋友、甚至我們自己都不存在，「皮之不存，毛焉附哉」。文學作品中沒有具體的土地意象，情愫沒有著落，內容也會流於空洞。二十世紀初美國女作家葳拉•凱瑟(Willa Cather)在美國中部內布拉斯加州鄉下住了八年（十歲到十八歲），後來寫出了女性拓荒者的動人故事《我的安東尼亞》(My Antonia)。以余光中的詩作而言，他童年、少年成長的土地，包括江南和四川，成為他作品想像世界中非常具體的存在。「在我少年的盆地嘉陵江依舊 / 日夜在奔流，回聲隱隱 / 猶如回聲沈穩的川話」（〈蜀人贈扇記〉《夢與地理》）；而余光中每次長住過一個地方，那地方必然會歷歷地出現在他作品中。他在台北長住過，我們都記得他如何在散文〈聽聽那冷雨〉中細細描寫台北的舊房子、街景和下雨的情調。他在香港住過十年，到他離開香港時，已生出難分難捨之情：「十年過去，這門外的群峰 / 在訣別的前夕，猛一抬頭 / 忽然青青都湧到眼裡，猛一回頭 / 早已青青綿亙在心裡」（〈十年看山〉《紫荊賦》）。

余光中在高雄住了十多年，他描寫南台灣土地的詩文已成為文學經典；我特別拜服他描寫墾丁風景的散文集《隔水呼渡》。所以，作品內容厚實有力的作家一定有一片他愛的土地，這土地不一定是他的故鄉，可以是幾個地方，但必然是他長住過，產生了深厚感情的地方。一位作家如果是在非洲出生、長大，那裡的土地就是他的夢土，值得他愛，值得他細細描繪。美國的重要詩人加利•史耐德(Gary Snyder)就說過：「我不屬於任何人，卻真正屬於這片土地，一個人只有屬於一片土地，他才會快樂。」（鍾玲，〈群山呼喚我：記訪美國青年偶像詩人史耐德〉《愛玉的人》113）

有些作家更有其根深蒂固根植的土地，終其一生縈繞心中。在其各部作品中都是主要的意象、主要的場景，而且常常是童年、少年時期徜徉的地方。加拿大當今最優秀的小說家、詩人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多次受諾貝爾獎提名，她的作品中常出現一個小谿谷，其實就是她自己小學上學時必經之地，這個小谿谷長滿了各種美麗的花、草和羊齒植物，在她作品中成為加拿大原始森林的象徵，成為人類對大自然的恐懼敬畏之投射；有時在其他作品中這小谿谷又代表人性的黑暗面。可見作者深挖自己鄉土的意義，可以衍生多種的內涵。

美國詩人加利•史耐德從小在美國西岸華盛頓州鄉下的農莊長大，周圍是美國西岸的崇山峻嶺，他童年就喜歡爬山，喜歡獨自一個人到森林中露營。他的作品中美國西岸的大山大谷、森林鳥獸都成為主角，他也成為環保運動的代言人。他這麼描寫他家周圍的山：「這些為雪覆蓋的山峰很非人間世、閃亮而飄然，對精神是一種鼓舞」「These unearthly glowing floating snowy summits are a promise to the spirit」(Snyder, Practice 117)。可見對一個立志當作家的人而言，童年生長的土地是他無窮無盡的寶藏。我們應該反省、研究這片童年的土地、童年的環境對我們產生了什麼影響。在這童年的土地上，我們如何與家人、小朋友及其他人互動。這些都可成為寫作的重要素材。我們一定要認同一片土地，你最熟悉的土地，即使是現在不能住在那片土地上也是一樣。如果沒有自己歸屬的土地，你的作品中會充滿了無根的虛空和悲哀。只有有一片自己歸屬的土地，作品中才會流露源源不絕的力量。

為什麼一個好的作家作品中會吸收多元的文化傳統，融鑄多元的文化傳統呢？因為在現實中沒有一種文化是完全單一的，因為任何人所處的社會不時都在進行多元文化的整合，有的是受外來的文化衝擊，有的是社會中本土文化之各支脈產生相互影響而有消長。作家的作品必定反映這些多元文化之變化。另一方面，有思想的作家必然會對他當時社會的各文化傳統作選擇、作整合、作融合。以美國十九世紀的女詩人艾蜜麗•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為例，她的生長環境是基督教的上流社會家庭，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都是清教徒式的。但因為當時社會上已有各種反清教徒主義思想出現，所以她作了主觀的選擇。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