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非洲中華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父 親
父親姓徐，名誠，字仲彝，江蘇省鎮江縣人。雙親早亡，九歲起，即與他的祖母相依為命。家貧，曾祖母仍以微薄的田收，供父親入私塾求學。二十歲時，憑媒妁之言與母親成婚，隔年負笈南京，完成高中學業。戰亂中隨軍來台，曾入師範大學進修，每天下班後即騎著腳踏車上學，但終因四個子女生活負擔沈重而中輟。
與母親長住南京期間，遇上日軍屠城。父親白日為日軍所迫，必須徒手修築鐵路。入夜，則與同伴以破壞鐵路，作為對日軍的報復。由於親眼目睹日軍暴虐無道的南京大屠殺，父親與日本人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提起日本人，老人家絕對是咬牙切齒，怒不可遏。
幼時住在台北，鄰人當中有一位陳姓婦人，是接受日本教育長大，口中時常哼唱日本歌曲，狀至愉快。父親一直壓抑心中的不滿，有一天忍無可忍，竟然衝上前去，遏止她再哼唱日本歌曲，並且責罵她：“亡國奴！”當然，我們兩家從此交惡，不再往來。
我結婚後，有一次請父母到餐館共進晚餐。只怪我一時疏忽，忘了事前稟告父親，那是一家日本料理店。整個晚上，父親拉長了臉，未取用任何食物，我們其他的人，也只好草草結束晚餐離去。
父親的老友，鄧伯母，常常提起自己的兒媳婦，捨棄台灣製的生力麵不吃，非要烹煮日本製的生力麵不可。每每此時，抗日戰爭中，日本人腥風血雨的惡行，似乎歷歷在目，迫使這位老太太，實在難以下嚥眼前的那碗麵。
的確，未曾親身經歷過國仇家恨的人，真的很難體會出父親那一代的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憤恨有多深。
談到管教子女，父親是承襲老觀念「孩子不打不成器」的。行之經年後，父親發覺我是四個孩子中，最倔強的一個，體罰之於我的成效很差。於是，他改以文字溝通的方式，將責備與教誨的話語寫在十行紙上，裝入信封，置於我的枕頭上。這一招果然管用，我很受教，逐漸由叛逆的性格中趨於圓熟。父親也就持續不斷地寫信給我，直到我出嫁前一天為止。至今，我仍然保留其中許多封信，將其與外子給我的情書，同存於一鐵盒內，視為畢生的珍寶。
徐家數代單傳，直至父親才枝繁葉茂的生下我們兄妹四人。父親自幼的孤寂，藉由對我們兄妹的寵愛得到彌補。在物資艱困的年代，仍堅持曾祖母的家訓，毫無怨言地陪植我們兄妹，順利完成大學教育。對自己一生的讀書原則得以延續子孫，父親一直深感安慰。
記憶中的父親總是手不釋卷，練字、唱平劇，都成了他困苦生活中最省錢的娛樂。求學時代，我開夜車溫習功課時，常常見到父親面色凝重坐在大飯桌前，認真地寫著家書，豆大的淚珠間或在信紙上滾動著。思念可以化為文字，而文字，卻永遠也達不到彼岸──
兩岸開放後，父親急急擠近返鄉的行列，探望不知生死的親友，準備祭拜不知是否幸免於文革的祖墳、祠堂。將近40年的生離死別，父親返鄉後，滄然的發現人事全非。勉強覓得一、二位親友，也已是相見不相識，只有互相抱頭痛哭。一切的無奈，又豈止是如決堤般的淚水，可以述說得清楚的？
由大陸返台後，父親開始規劃應該多久回去一次？什麼時節回去最好，可以避開嚴冬？也許是情緒起伏過大，原本就有高血壓的他，竟然風了。
父親第一次中風，是退休後的第三年，即民國七十七年，在台大醫院住院治療一個月。病癒後的父親依然談笑風生，健步如昔。但萬萬沒有想到，卻是日後長達八年老年癡呆症病痛的起始。
一年後，父親開始思緒混亂，夜半起床穿衣打領帶，並頻頻催促母親準備早餐，因為他要趕著上班。爾後，失憶症狀日趨明顯，對是否吃過飯不是很明白，卻常能清晰的講述陳年往事。漸漸的，父親變得沉默寡言，步履維艱行動遲緩，已無法控制日常飲食與排泄。
母親在身心俱疲，子女苦苦哀求下，終於首肯聘雇一位外人—— 長期日間看護鄭小姐，在家照顧父親。入夜，責任心重的母親不忍、也不捨父親再由他人照料，而堅持一切自己動手。每夜數起服侍父親如廁，從未安枕到天明。時值民國八十年，母親已近七十歲了。
失智後的父親，在潛意識中似乎期待早日康復，不要拖累母親；或者是嚮往著自由，不願受束縛。在一個盛夏的傍晚，母親正在廚房準備晚餐，鄭小姐在洗手間，父親突然解開自己椅子上的安全帶，起身，跨步向前，然後重摔倒地。待母親聞聲而至，父親頭頂已是血流如注，客廳滿地鮮血。母親和鄭小姐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在巷口攔計程車，卻沒有一部車肯停。情急之下，母親以整包衛生紙按住父親的大傷口，與鄭小姐兩人合力推著輪椅，狂奔至數公里外的台北市立忠孝醫院急救。
一週後，老人家故技重施又摔倒在地。當時，母親正好在旁，企圖扶住他。不想，雙雙跌倒，父親全身的重量壓在母親身上，以致母親右腿膝蓋當場扭曲變形，脊椎倒數第三節也被壓扁。
當時家中無人，母親忍痛爬行至電話旁求救。哥哥與姐夫急忙趕來，先由地上抱起，全身因疼痛而顫抖不已的母親到床上，再合力抬起父親送醫急救。忠孝醫院的醫生感慨地對哥哥說：“前一個傷口尚未拆線，就又來縫第二個傷口了。”
母親的腳傷，在經過多位中、西醫的治療後，終於復原；然而脊椎的疼痛卻始終如影隨形的跟著她老人家。她知道自己健康情況日下，不得不接受醫生及眾多親友的建議，面對父親必須由安養院專人照顧的事實。父親離家時是三月天，母親老淚縱橫，幾度泣不成聲，不知老伴有沒有再回家的一天，更明白此番前去是坐著的，他日必是躺著出來。
為了擔心父親思念親人，母親每天清晨固定搭乘第一班公車，由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的住家，到台北榮總附近的安養院陪伴父親，風雨無阻。除了固定的珍品上湯外，母親亦為他報告國事、朋友瑣事，乃至兒孫們的趣事。母親從不對已完全癡呆的父親停止她的希望，有時甚至高興的對我們說：“你爸爸聽得很專心，他一定都懂。”
結婚後，我忙於家庭與工作，平日極少有時間安養院探視父親。就算是週末假日，我也找出各種理由不去，主要原因不外乎老人家已不能言語，不認識我這個親生女兒，去，不過是徒增傷感而已。可是一旦決定不去，自己卻又終日惶惶不安，心神不寧。
終於，有一個星期六，我去了。握著父親溫暖、乾枯的手掌，望著他黑白分明、透露出童稚光芒的雙眼 ...... 我靜默無語。老年癡呆症迫使他的智力，回到生命的起點；而肉體，卻走向生命的終點。若時光能夠倒流，父親必定會選擇人性的尊嚴，捨棄這肉身軀殼；若為人子女者如我，能早日洞悉生命的無常，必定會牢記父女最後一次對話的時間與內容 .......。如今，一切已惘然！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父親因肺炎進入台北榮總。入院後，父親病情急劇惡化，陷入深度昏迷中。母親嚴拒使用電擊，讓父親不必再忍受任何皮肉之痛，平靜地離開人世，享年七十七歲。
父親的遺體火化後，安放在天祥寶塔禪寺。我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眼見寺院工作人員，竟手持固力黏膠，預備將父親的骨灰罈，永遠封閉在那口小小的櫃子裡。我哭喊著攔阻他，說道：“不可以這樣對我爸爸，像是坐黑牢 ...... 讓我爸爸看著外面，他喜歡光亮 ......”
當然，他還是按規矩辦事了。時至今日，我仍然不能釋懷，仍然不能接受寺院的解釋：“萬一骨灰罈子被偷了，怎麼辦？”
病榻中的父親，曾讓母親有著共赴黃泉的衝動；父親往生後，母親只好一個人承受起無限相思的煎熬，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盈盈的淚光中，總是訴說不盡二人世間的種種因緣。母親第一次見著父親已是成親之日。雖然缺少戀愛做為婚姻的基石，卻在長達五十七年的夫妻生活裡，無怨無悔的為父親付出她的全部。
近兩年，母親常常嘆謂道：“唉！一個人過日子，好寂寞，好難熬！如果有來生，我絕不再和你爸爸吵架，太浪費時間了！”
是怎樣的情愛支持母親，陪著父親走完如此顛沛的人生最後一程呢？或許是父親忠貞愛國、一心愛家的高尚情操感動著母親，或許是母親歷經過中國傳統禮教的洗禮，才能將為人妻與母的角色，扮演得如此出色！
老人家由長期的病痛中釋放，我們曾痛哭失聲。但那並不是代表失去父親的心酸，而是對屬於父子、父女之間的點滴記憶，無法抹去的感傷。酸甜苦辣的親情滋味，如同長串不朽的音符，在心靈深處繚繞難絕。
父親走後的第一年裡，來探望過我兩次。頭一次的夢中，他健步如飛，神情愉悅地對著我說：“現在，我終於不用輪椅和拐杖了。”當時我仍在台北，便將此事告知母親，並說：“爸爸在那兒過得非常好，您不用為他擔心了。”
第二次父親與我在夢中相會時，我已在約堡自己的家中。父親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一如往日預備出門上班的模樣。老人家只對著我微微笑、點點頭，沒說什麼就走了。翊日，我打電話告訴遠在台北的母親這件事，並說：“您老是說出了嫁的女兒，家裏的門神，是不准她的爸爸回來探望自己女兒的。可是，爸爸還是回來看我了。”
母親在電話那頭沈默了半晌，說：“大概你們南非的門神只聽懂英文，卻聽不懂你爸爸講的家鄉話，所以就放他進去了。”這之後許多年父親不再來訪，想來應該是羽化成仙、成佛西去了。
約堡家中設有供桌，正上方懸掛的是我從未謀面、已過世三十年的公公的遺照，照片的左側就掛著父親的照片。每逢初一、十五，我會點上盤香，寄望藉由香煙裊裊中，傳達兩個世界互相的思念。
朋友們見著這情景總說：“妳把自己公公的遺照和自己父親的遺照擺在一塊，是不對的。”而我，也總是笑著說：“外子和我常常告訴兩個孩子，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美德，是不分時空、地域與姓氏的。”
兩位老人家生前無緣相識，往生後卻能同時執行庇佑子孫的工作，想必是十分快樂的。
（記於父親過世四週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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